吸引企业与高素质人口对于塑造城市竞争力至为关键，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国家竞争力理论还是波特竞争理论，都将企业竞争力列为重要因素。在中国，企业选址最看重人才、基础设施供应、资源获得与政府服务四大因素。与中心城市相比，三四线城市在吸引企业方面人才、基础设施、政府服务都不具备优势，资源招商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但是，依赖低成本资源招商将会损害城市竞争力，使中小城市在建立高价值产业体系、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中小城市提高城市化质量，加强城市竞争力，需要改善产业结构、资源利用等深层因素。
洲联集团五合国际总建筑师刘力
以土地集约利用作为资源利用首要目标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是衡量城市化质量的关键指标。并且影响一系列关系到城市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土地集约利用有两个衡量指标，一是单位土地承载人口、产业指标，二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覆盖水平与利用效率，二者相互影响，联系紧密。
过高估计人口发展潜力会使土地实际承载达不到预定目标，降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利用效率。显而易见，在土地承载力限制条件下，单位土地上承载的人口、产业越多，基础设施利用效率越高，单位投资能服务的人口越多。而公共设施有合理的服务半径，其投资效率也与土地承载直接相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不足也会降低土地利用效率，因为不完善的公共与基础设施只能服务少量人口，使土地开发投资效率降低。
多中心发展模式改变土地粗放利用状况
造成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够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因地方政府财力所限，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引起的土地利用效率下降外，更多的是来自于土地利用粗放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许多中小城市也沿袭了圈层式的扩张模式，复制中心商业区-混合居住区-近郊产业区-工业区等机械式增长，最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区域特征的多元化。这种单中心发展模式容易造成土地功能的错配，即适合高密度开发的区域因距离市中心较远而开发成低密度项目或作为产业、绿化用地。因此土地利用粗放不是原因而是城市扩张模式不合理导致的结果。
尊重区域特征的多元化，按照多中心模式发展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比如县、地级市除了发展中心城区外，还应根据各个镇、产业园区资源特色发展不同的职能，形成中心城、镇区构成的多中心网络，达到土地、基础设施与人口、产业需求之间合理配置的目的。
产业结构对土地集约利用起到决定作用
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影响一系列指标，如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效率等，并且对城市产业结构有一定反映。产业结构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而一旦形成，则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因此产业结构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固化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东部发达地区正在经历着以提高土地生产效益、优化土地利用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如上海嘉定区对嘉定新城规划范围内工业企业的清退，深圳对于原有工业园区的产业转换等。人为的产业调整将会面临比较高的成本，高到有可能被迫停止转换或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调整的过程也带来异常艰难的成本，被破坏的基础设施、需要清理的土壤、长时间萧条的环境等。
建立适合当地的产业结构远比后期调整更符合提高城市竞争力目标。城市制定产业政策应基于当地资源禀赋与区域产业链，在符合产业定位的前提下还有必要再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指标。建立适合的产业体系，应将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融合在一起考虑，通过产业政策影响产业导入，尤其重要的是制定严格的准入规则将不符合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城市化质量的产业挡在门外。
建立生态型产业稳定城市环境
以土地集约利用与提高城市质量为目标建立产业体系，有两个方向，一是抑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二是引进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型产业。通过提高环境准入标准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调整土地利用指标，适当提高土地开发强度。宏观空间布局上形成产业聚集，提高交通与产业链合作效率，在微观空间上提高单位土地产业密度，也能起到资源、环境共享，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相对于控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建立生态型产业对城市发展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与边缘组团，发展轻型生态产业对地方财政、城镇化、吸收就业都起到关键作用。在产业类别上应扶持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低能耗、低水耗的都市型制造业，维持其发展空间，而不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将其迁移。
生态型产业的建立，有赖于产业政策与引导措施。加强对本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同时尊重本地资源约束，发展适应于本地资源的环境友好型产业。三四线城市尤其需要加强对所在区域科技、人力资源、资本的利用，对当地农产品、能源、土地、水资源进行适当利用。另外，通过提供公共担保，政策性资金引进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如雨水净化，废水、废气治理，工厂脱硫应用技术等。
提高城市化质量的公共手段
优化产业结构与资源利用方式是提高城市化质量的根本，是一项长期化的努力，将在一定时期内固化城市环境。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有空间采取一些公共政策性手段，更加积极的提高城市空间的宜居性，提高城市服务能力。
创新城市经营模式
地方政府在提高城市质量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设资金的缺乏，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城市公共设施的运营，到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庞大的基建开支与产业振兴支出的挤压，地方政府几乎在所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都捉襟见肘。城市经营模式需要创新，更多的引入市场机构提供公共服务，同时通过独有的城市资源的授权取得收入。
经营城市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落脚点是一些很基础的城市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领域，如公共道路、交通设施、公交运营等，可以采取BT或者BOT融资模式，城市水厂、排污、垃圾收集等也较为适合BOT模式。BOT融资模式成功的关键是风险分担机制，明确企业与政府公共部门分别应负担的风险。应将主要的收益与风险留给企业，使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经营收益方面有更大的积极性。以水厂BOT融资为例，应给予投资方在一定范围内逐年提高水费的权利，企业应承担预期用水量与投资控制的风险。
城市公共品牌资源也是经营城市重要的收入来源，包括公交站冠名权及附属广告权益，公共建筑物户外广告，公共活动广告及冠名权等。需要注意的是公交站、公共建筑冠名权与户外广告设置应慎重，避免冠名权的泛滥及影响正常城市生活。公共品牌资源授权应以不影响城市质量为前提。
提高公共服务覆盖
公共服务覆盖水平是城市化质量关键指标之一，也与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息息相关。提高公共服务覆盖水平，关键是基于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测。这是城市发展导向模式，与上述经营城市模式相对应，强调在社会与经济发展预测基础上，预测公共服务与房地产需求，在西方百年城市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公共服务不足制约了城市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中心城区集约化发展，提高中心城市集聚力，达到提高公共服务投资效率的目标。另一方面，对于远离中心城区的镇区、中心村，应提供与当地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服务。重视小而专的公共服务网点，比如近年来对于村镇卫生机构、图书室、文化站、社区健身机构的支持，都是以最小的投资完善公共服务的有效措施。
提高公共服务覆盖，除了数量增长之外，还应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服务效率。通过运用物联网技术与智能化控制技术，中小城市可以发展远程服务，利用大城市发达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与社会管理资源。智能化技术最大的应用领域为城市交通，此外在环境监测、社会安全、生产安全方面也可以发挥较大作用，提高中小城市城市化质量。
优先提升人才环境
近年来“逃离”北上广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人才对于城市质量的选择，在某方面代表了一线城市竞争力的下降。那么中小城市如何提升人才环境，与大城市展开人力资源竞争？
城市间的人口流动，首选就业因素，其次为居住条件，然后是交通条件、公共服务、生活配套，环境质量也是较为显著的因素。在就业、交通、公共服务方面，中小城市没有实力与大城市展开全面竞争，但是可以在局部或特色方面，打造相对领先优势。民营企业在中小城市吸收就业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所以培养、扶持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中小城市吸引人才至关重要。
人才逃离北上广，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高昂的房价，拥挤的交通，与日趋下降的环境质量，这正是中小城市具有优势的领域，而且是中小城市间互相竞争的领域。居住方面，可以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交通与配套设施规划，降低居住的综合成本；发挥公共交通的作用，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畅通出行将能显著提高道路容量。借鉴大城市在智慧城市、市容环境管理方面的经验，同时发挥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建设成本低的优势，可以做到以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覆盖，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打造宜居城市。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市化速度已经放缓，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正在递减。竞争有限的城市化资源——人力资源，就成了中小城市间及中小城市与大城市间竞争的应有之义。在城市化从数量向质量转变过程中，提升城市化质量更发挥了突出作用。中小城市应从产业结构、资源利用等根本领域夯实城市化基础，同时通过创新城市经营、提高公共服务与优化人才环境等务实手段方面提高城市化质量，为新阶段城市竞争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