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中改变平常心的建筑师刘家琨

2013-05-05

关于地震重建,有两段建筑师刘家琨的言论,前后相隔两年。仔细读来,字里行间有很多不同。



2006:“良心是一种平常心”

2006月6月5日,在以“创新和责任”为主题的“青浦新城大师论坛”上,刘家琨谈到“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首先,以特有的风格,他绕着这个听起来很严肃的问题打了个转,把听众先闪了一下:“天气这么好,本来不太想谈建筑的,但点名说几句…”

接着,并不摆明自己的观点,而是先指出别人的偏见:“我觉得现在媒体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如果是政府工程就看看再说;如果是房地产开发就减分;如果是学校教育园区就加分;如果是新农村住宅、希望小学就大加分。”

针对这些偏见,刘家琨强调的是现实的复杂性:“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政府工程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领导意志或者好大喜功问题,但是政府工程确实是公共工程;房地产工程肯定是房地产商处于经济利益而推动开发,但是它也确实解决了中国很多人居住问题;教育园区看起来好象没有什么问题,但那是一笔如火如荼的好生意,比开百货公司还好;更看起来没有问题的是新农村住宅或者希望小学,我们也在积极地参加,但正因为参加,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已经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很简单的弱势关注秀——明明可以花5万块钱改建一个房子,再花10万块钱资助上学。非要花20万新盖一个…”

只有一个有丰富社会阅历,并深入了解建筑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建筑师才能里外分析得这么透彻。而与此同时,这些话也体现出建筑师的一种豁达,甚至有点“世故”的职业态度——是的,那些被社会舆论怀疑为“坏”的项目,其实有好的一面,而那些“好”项目背后可能有一堆问题,但接下来怎样?看穿这一切价值和问题复杂性的建筑师该如何相应地展开自己的工作?很可惜,刘家琨当时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在随后的言论中,他似乎在建议采用一种超脱的态度——既然“好坏”项目都各有价值和问题,那我建筑师就对一切建筑与道德的问题都看得淡、看得开些吧。建筑师只需要专注于建筑产品本身。在超脱的建筑师手里,高质量的建筑作品可以绕开对社会意义复杂性的更广更深的探讨,可以超越当下的价值和问题的纷争,可以超越时代,进而超越历史——

——刘家琨接下来谈到历史:“建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它的寿命很长…故宫是为永乐皇帝一个人修的大四合院,苏州园林是为富豪修的院子,但到了现代它们都变成了人类财产。所以建筑会面临时代的变迁。财富的所属、权力所属是会变的。财富是流动的,不管现在的财富在谁手里,所有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所以不要简单地根据建筑师现在做的项目讨论他的道德和良心。”——虽在谈历史,但刘家琨这里几乎展示出一种反历史的态度。不错,某些历史中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其社会意义确实发生了变化,但问题是一个在“此时此地”工作的建筑师,该如何判断自己当下作品的社会意义呢?还是就不判断,一味地做做做,指望产品留到今后的历史中被自动赋予意义?

最后,刘家琨终于推出了自己对“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的解答:“我认为,本质上建筑是用无言的物质在具体的场所为被动的大多数建立一种真实的关系。建筑师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他的责任如果在自己的专业里面,他就应该善待这些财富,使这个财富能够达到最佳的性价比。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只有一个局部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用局部的正确性去考虑一些事情。如果谈到建筑师的道德和良心,首先不要作简单的项目性的判断。良心的事情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用来展示的,良心是一种平常心。”

这是一个有力而均衡的解答,但其中许多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究:当建筑师的实践同时在很多层面上与社会发生复杂关系时,建筑师最关心的是在哪些层面的关系上做到“真实”,是政治、经济、还是美学上?这里不同的回答将直接导致对后面一系列问题的不同回答:“财富”如何才算“善待”?建筑师要达到哪一个利益方的“最佳性价比”?他处在哪个立场上的“局部的正确性”?“建筑师的良心”不是用来在工作当中展示的,那究竟如何或能否在工作中体现?

一方面,建筑师作为狭义的职业工作者,他的“平常心”可以理解为不夸张,不教条,因地制宜,以敏感、耐心和技巧,珍惜和利用“此时此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将它们结晶为高质量的建筑作品——这正是刘家琨的建筑作品令人感动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建筑师作为广义的知识分子,当他的工作深深地卷入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时,当他以特有的角度观察到、甚至参与到大量政治经济运转过程中的不合理和不公正时,他的“平常心”还能“平常”到什么地步?

刘家琨这段谈话,涉及到一系列值得当代中国建筑师深思的问题。可惜,在那样的发言场合中,在过于练达的谈吐中,这些重要问题,没能被当成问题打开,激发同行进一步探讨,而是被一个泛泛的“平常心”提议——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和批评——给掩盖了。


2008:“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2008年5月29日,汶川地震爆发十几天后,刘家琨在他工作室新建立的“汶川震后再生”博客上登出一个帖子。这一次,不再是“大师论坛”上的谈,而是民间建筑师博客上的“问”。

博文的开头不再是以前惯有的那种清高、洒脱、诙谐加自嘲、迂回包抄话题的风格了,作者带读者一下子扎入了“此时此地”:“到达聚源镇是十五号下午一点多,一拐进通向聚源中学那条小街,立刻就闻到那股气味。”

刘家琨开始直接描述那些逼近眼前的东西:那周边几乎完好无损的房子,那“像是一次成功的定向爆破”般垮下的学校,那些“残梁断柱,碎石乱砖,湿嗒嗒的书包和外套,烂鞋底一样的计算器,压扁的不锈钢饭盒,墨绿色油漆的座椅碎片,粘接的作业本”,等等,尤其是那气味,此时此地的一切太真实了,如此真实——“几乎像是假的!

紧接着,不同于通常的建筑写作,刘家琨开始写到人:那些被抬走看不见的人,还压在下面看不见的人,联系不到的人,断了骨头的人……

再下来,刘家琨展现出画图外的另一种职业技能:为一系列垮掉的学校进行“初步的技术估计”。这些房子,显然不属于他两年前提到的如故宫和苏州园林那种“寿命很长”,可以超越历史、超越特定价值判断的建筑。不,它们要么因预制件搭接不合理,要么因梁柱中钢筋太少,要么因选址不对,要么因根本就没经过设计——“后毁于震,先毁于穷”——全部垮掉了,将许多小生命掩埋在里面。

与两年前最大的不同在于,这一次刘家琨开始发问了。他先从垮掉的学校本身问起:“修一个学校不外乎几种主要角色:决策者、设计师、施工队、监理、验收员等。是不是对基层教育太过忽视?为什么重点学校那么豪华,基层学校那么差?是不是拨款过低?拨款会不会被雁过拔毛,所剩无几,以致于所谓“规范”根本无从谈起?”

接着他的发问外推到建筑与社会的复杂界面,以及各从业者的“道德和良心的问题”:“在有能力进行规范建设的地方,是不是真正执行了规范?建设周期是不是过短,这个社会是不是太急功近利,把“快”当成了信仰?有没有设计?设计人是不是水平过低,是不是唯命是从,是不是昧了良心?施工队是不是内定,是不是低价中标,是不是偷工减料?是不是以次充好?监理是不是形同虚设?是不是同流合污?验收是不是走走过场?是不是企业和私人的住房有人操心,政府的房子不敢,而教学楼既是公家的房子又没人真正操心最好吃钱?……


以建筑师特有的敏感,刘家琨还发出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忧虑:“重建时会不会吸取教训,会不会还是这样?”

突然笔锋一转,刘家琨再次写人——写到自己和儿子:“半夜赶稿,小儿在一旁酣睡。睫毛像刷子一样,吹气如兰。”——这真是个少有的瞬间,建筑师的文字居然在表明:建筑师不光是一个职业人和知识分子,还是一个人,一个有亲人和亲情的人。正因如此,建筑师才不光关心专业和社会现象,也关注人的现象:“‘虎毒不食子’,就是坏人也会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宝贝天使,好菜留给他吃,好衣买给他穿,但如果事情和自己的小孩没有切肤相关,他就可能翻脸一变!我见过不少把伤天害理当成纯粹技术来讨论的人,身体好,酒量大,好像没有啥事情摆不平。有一整套智慧,完全没有罪恶感——但我当时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坏人。”

“是不是事后只需逮一些人,一切又回复原样?是不是这些人就干得出所有的坏事?”

问题越提越深。此时的刘家琨——至少在言论上——再也不是两年前那个,一切都想得开,看得淡,无比超脱的“大师论坛”的讲道者。他现在深深陷入到社会现实里面,陷入到愤懑、不平、和困惑中。他一连串地发问:“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每一个环节都有问题?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良知,没有最后底线?是不是全社会都该自问?敢不敢问?”

他改变了平常心。

作为职业工作者,相信他会一如既往地以“平常心”——以他特有的敏感、耐心和技巧,将“此时此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结晶为高质量的建筑作品;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公民、一个人,他肯定感到在这种时候,面对眼前的一切,实在无法再以“平常心”继续保持沉默了。

中国当代建筑师,很少这样提问过。1950年代,建筑师们被置入官方设计院体制,领国家工资,成为贯彻政府政策的工具。文革期间,设计院被关闭,建筑师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被下放到工厂和农村接受“再教育”。自1980年代建筑业成为国家支柱产业蓬勃发展起来,设计院从国营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获得了市场自主权,更有建筑师逐渐摸索出独立的事务所经营方式,成为介入建筑业的活跃力量——但这些独立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上,或者形式创作上,而中国建筑师从来就没有发展出清醒、独立的社会意识。尽管在社会生产中,建筑一直充当着将政治和经济结构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中国建筑师的高产量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又是如此之大,但是建筑师从业的社会态度却异常消极和被动。作为狭义的职业工作者,大量建筑师甚至都无暇关心自己产品的社会后果,更不要说还持有通过建筑实践来改善社会状况的信念;作为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很少有眼力透彻地观察自己身处其中的空间政治经济的运作,更少有勇气站出来批评该运作过程中的不合理和不公正。在今天的中国,当越来越多不同行业的人站出来齐心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时,建筑师几乎成了最没有原则、最犬儒化和机会主义的一个群体。

但是也许,大地震后刘家琨发出的“问”,显示出一些变化的征兆?

2008-7-27

“这个纪念馆,是为他们的女儿,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



图为刘家琨设计,并计划个人出资修建的胡慧珊纪念馆,胡慧珊生前为四川省都江堰聚源镇聚源中学初三一班学生,在地震中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