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德霖为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博士，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亚洲美术与建筑助教授，是著名建筑史学者。
由于有着工学、建筑学、美术及考古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研究背景，他对于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它们对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影响也有了更清晰的把握，而对于一直关心的世界现代建筑的语境以及中国近代建筑中的外来影响，特别是美国影响的问题，也获得了更深的洞见，力图使建筑史研究在促进社会对于建筑学的认知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建筑业本身
赖德霖扎实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并不拘泥于宏阔的通史建构，而是专深的设计师及其设计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如《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与中国建筑史学》，近年来更将这一方法延拓至当代建筑领域，如都市实践事务所及其大芬美术馆研究。
由于这种注重以史鉴今、以今证史的强烈的现实感，使其具有了别具一格的史学家式的建筑评论家视角与身份。
人物介绍
我研究建筑史，也写过评论文章。正如建筑评论需有历史定位，对我来说，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也需要现实关怀。现实关怀是我历史研究的基本动力，也是我撰写评论文章的缘起。
1980年代末中国改革的坎坷历程曾促使我反思近代资本主义建筑制度对于中国城市建筑现代化的影响。1991年在论文“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的形成”中总结的租界建筑制度，如土地和房屋的商品化、管理的法制化、职业的自由化、以及当事人关系的契约化，今天已成为中国建筑体制改革的方向。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中国建筑现代化过程中另一重要问题。我不同意将现代建筑等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技术发展的产物，因为这将导致国人以对西方模式的追摹程度来衡量建筑的创新程度，以造型和技术的新异，而不是以解决本国现实问题的效果作为评价标准。我对中国现代建筑的研究强调建筑家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回答和现代化理想的表达，有关吕、杨、梁、林、童、刘、冯和王澍等的系列研究就是这样一些个案。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民心涣散、道德滑坡的现状促使我考察帝制推翻、民国初建之后社会秩序重建的历史。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出版了《中国建筑革命——民国早期的礼制建筑》一书，一为重新认识民国以来的礼制建筑，二为加深理解中山纪念建筑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象征对于促进现代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重要性，三为现代中国的礼制建设提供借鉴。
此外，我对中山纪念堂作为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的研究和对深圳大芬美术馆外墙设计的讨论涉及到中国现代建筑如何服务于社会启蒙和促进公民表达的问题。而文章“北京的交通问题出自交通吗”则是通过检讨城市规划模式的历史去寻找当前中国城市问题症结所在。
总之，我希望在记录和总结中国建筑现代化实践与思考的同时，也能从历史的角度促进现实社会对于一种中国现代建筑的认识，这种建筑应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民生，具有中国的特色，并体现出公民社会的诉求，这就是“三民”的建筑。
代表作品简介
作品一 《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http://www.sjfx.com/cache/books/view/74/view-0202010000986974.htm
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零学人文集”第一辑（http://whb.news365.com.cn/wh/201210/t20121022_735535.html）7书之一，收录了作者在中外建筑史研究和建筑评论方面的15篇文章。第一部分“现代中国与现代建筑”收入论文“从上海公共租界看中国近代建筑制度的形成”，“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中山纪念堂——一个现代中国的宣讲空间”，“文化观遭遇社会观——梁刘史学分歧与20世纪中期中国两种建筑的冲突”，“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第二部分“受想行识”收入论文“从马王堆3号和1号墓看西汉初期墓葬设计的用尺问题”，“《儒林外史》与明清建筑文化”，“鲍希曼对中国近代建筑之影响试论”，“28岁的林徽因与世界的对话——‘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评注”，“吴佩孚，吾佩服”，“北京的交通问题出自交通吗？”第三部分“他山之石”收入论文“雅典卫城山门朝向的历史演变及其意义”，“建筑中的创新——从‘三位最伟大的美国本土生建筑师’说起”，“关于勒柯布西耶住宅作品的建筑解读”，“富勒与设计科学”，“日本建筑观与思”。
作品二 《中国建筑革命——民国早期的礼制建筑》（台北：博雅书屋，2011年）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522346
《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888578
本书是笔者2011年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建筑革命——民国早期的礼制建筑》一书的简体字版，而《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是我为它起的原名。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解释，本书的编写有三个目的，一是帮助人们重新认识民国以来的礼制建筑，二是加深了解中山纪念建筑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象征, 对于促进现代中华民族国族认同的重要性，三是为现代中国的礼制建设提供借鉴。如果说第一个目的纯为历史，那么后二者针对的则是现实。
当今中国两岸分裂，要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新的国族认同。那么中国的共和之父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理想是否可以是海峡间的一座桥梁？纪念他的建筑有是否可以是全体华人的一条纽带？
当今中国在实现物质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道德重建的问题。当天地神鬼、三纲五常都已经遭到现代社会的摒弃之后，传统礼制中为了“崇德报功”并使后人“观感奋发，知所效慕”和“用劝在官”的祭祀或纪念制度是否仍应继承并发扬光大？
2011年10月1日当我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的时候，我曾兴奋地对朋友说：“制礼作乐，今其时也。”但当台湾出版社的编辑同时告诉我“对台湾市场来说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已不强，所以还是不建议放入书名内”时，我感到了担忧。
作品三 “筑林七贤——现代中国建筑师与传统的对话七例” 《建筑师》 158期，2012年8月。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d13d301016xel.html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式一个文明古国在建筑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演讲稿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七位著名建筑家的实践与写作为例，考察中国建筑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这七位建筑家是吕彦直、杨廷宝、林徽因、梁思成、童寯、刘敦桢，以及冯纪忠。吕、杨的设计表现出将西方学院派建筑传统与中国建筑语汇结合的策略。梁、林和刘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理想，即是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童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追摹和对江南文人园林的研究反映了他内心的“遗民”情结。但他在创作上坚持现代主义，在写作中宣传现代建筑科技，反映出他对进化论的服膺。冯纪忠的松江方塔园设计则体现出他从中国建筑文化的角度对于现代建筑“空间—时间”概念的理解。这里的“空间”是加入了人的体验的“场所”，而时间也是具有历史维度的现在完成时态时间。这一理解植根于中国传统，又可为西方现代建筑空间理念的修正。
作品四 “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之路上的王澍”《建筑学报》 2012年5月。http://www.aj.org.cn/article/bookpic/2012062515105784536.pdf
本文将2012年普里兹克奖得主王澍的建筑设计置于中国文人建筑传统现代复兴与发展的语境考察。作者认为，这一复兴与发展的轨迹主要反映在童寯、刘敦桢、郭黛姮、张锦秋、汉宝德、冯纪忠、贝聿铭，以及王澍的工作之中。童是这一传统的发现者，刘、郭、张、汉是诠释者，冯、贝是实践和发展者，而王是将它发扬光大并在建筑学的多个方面贡献于世界现代建筑的最突出的一位中国代表。这一方面是因为王的探索规模更大，类型更广，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于中国文人建筑空间与时间传统的发掘。作者指出，相对于现代主义建筑的普适性空间和现在时态时间，王澍注意表现中国传统的空间意象，他的建筑空间设计体现出他对文人园林与绘画的理解；而他将旧有建筑材料的再利用则创造出一种现在完成时态的时间体验，这一点也是中国文人艺术的一个特点。
作品五 “墙、公共领域与中国建筑——从深圳大芬美术馆谈起” 《二十一世纪》 123期，2011年2月。
http://www.cuhk.edu.hk/ics/21c/
由都市实践建筑师设计的深圳大芬美术馆外墙独特，据建筑师介绍，其混凝土表面上的矩形方框是留给当地艺术家展示自己作品的“画框”。本文将这一设计置于中国城市空间历史的语境之中进行讨论。作者认为，墙面作为一种可以用于表达的媒介和空间资源，历史上一直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近代以来，它又是不同社会力量争夺的政治资源。以建筑外墙壁为媒介的公共艺术，如标语和壁画因此普及。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字报使得对于公共墙壁的占领达到顶峰。文革之后，通过取缔大字报和“民主墙”，国家恢复了对于公共墙面的控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广告的需要又使城市墙壁成为一种商业资源。商业的发展更使中国城市经历了宋朝都城曾经发生过的里坊解体和围墙变商业街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始于对于官方展览空间——中国美术馆——外墙的争夺，此后以墙为题材的作品曾出不穷。大芬美术馆将外墙还归民众，体现了一种公民社会的理想。